巧思者总能在激励最小的情况下，获得最大成功概率。诸葛亮能把别人乱思的东西变得精巧起来，从而避免了一个个陷阱，这种能力出自他的判断力!

在军事斗争中，改善部队的武器装备，也是使军队转弱为强的手段。诸葛亮对部队武器装备的重视，在三国军事指挥员中可以说是最突出的。

三国时期的军事指挥家中，没有哪个人像诸葛亮那样对改善部队的武器装备花费那么大的心血，付出那么大的努力，取得那大的成效。

经诸葛亮改善的蜀军武器装备，有弩机、刀、斧、剑、铠甲、蒺藜、木牛、流马等。

弩这种兵器在诸葛亮以前很早就使用了。《太公兵法》说:“弩之神名远望。”《墨子》说:“二步一木弩，必射五十步以上。”三国曹魏时弩的发射机关，能同时射出四五支箭，又比以前有了改进。

在上述基础上，诸葛亮对弩机又做了改进。史书记载说:诸葛亮“损益连弩，谓之元戎，以铁为矢，矢长八寸，一弩十矢俱发。”1964年3月，在四川省郫县太平公社的一座晋墓中，出土的一件蜀汉铜弩机实物，证实了上述史书记载不虚。这个铜弩机是蜀汉后主景耀四年(261年)制造的。弩机上刻有铭文:

景耀四年二月卅日，中作部左兴业、刘纪业，吏陈深，工杨安作十石机，重三斤十二两。

从铭文拓片上看，“中作部左兴业、刘纪业”似应为“中作部左典业刘纯业”，为政府兵器制作部门中主管连弩制造的官员，"吏陈深”这件或这批弩机的督造官，杨安是具体的制造者。

弩机是弓弩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由“望山”(即瞄准器)“牙”(起勾住弓弦作用)、“悬刀”(扳机)等部件组成。弩的发射程序是:先将弓弦拉开，扣在“牙”上，把箭放在弩臂的沟槽里，经过“望山”瞄准后，扳动“悬刀”“牙”松开弓弦，将箭射出。

从出土文物及文献记载看，诸葛亮改造过的弓弩已比以前有了很大改进。第一，以前的弩一次只发射3至5支箭，而诸葛亮改造过的弩一次能发10支箭。第二，诸葛亮改造过的弓弩射击力大有“10石”之重。1石是120斤，蜀汉1斤折合现在0.4455斤10石，就是534.6斤，这么大的力量，射程要比《墨子》所说50步远，穿透力也大大提高。

“十石弩”的力量很大，杀伤力也很强，它在当时是一项重要的军器制作技术的革新。诸葛亮北伐，使曹魏名将王双、张衢死于伏弩，可见其在对魏作战中发挥的威力。

由于“十石弩”的力量很大，对它制作的技术质量要求就高正因为“十石弩”的质量要求很高，所以，每铸造一个弩机，都要在上面刻上主管制造、监督制造、亲自制造诸人的名字，以便对产品质量负责任。这说明诸葛亮对军器制作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诸葛亮在兵器制造的质量方面也是有过教训的。那是在攻打武都的战役中，先锋部队用刀斧砍所攻敌人的防御工事鹿角时，1000多枚刀斧因质量不行，不但没有破坏敌人的鹿角，反而自损而不能用，几乎误了战机。后来，诸葛亮还专门下教令说:

前后所作斧，都不可用。前伐鹿角，坏刀斧千余枚，赖贼已走。间自令作部刀斧数百枚，用之百余日，初无坏者。尔乃知彼主者无意，宜收治之。此非小事也，若临敌，败人军事也。

在同一部书卷337《兵部·鹿角》中，记载诸葛亮这一教令说:

前到武都一日，鹿角坏刀斧千余枚，赖贼已走，若未走，无所复用。

把上述两段文字结合起来，鹿角坏刀斧之事发生在攻打武都之役。为此，诸葛亮淘汰了前后所做刀斧，惩治了主造者的玩忽职守，并总结了“此非小事，若临敌，败人军事”的教训。区

诸葛亮对兵器制作质量的重视，通过蒲元造刀的故事也可反映出来。

蒲元是蜀汉的冶铁专家，性多奇思，发明创造颇多。诸葛亮北伐时，曾让蒲元至斜谷，为军士铸刀 3000口。刀铸成后，需要淬火，以增加刀的硬度。蒲元说:“汉水之水不可用来淬火，因为它钝弱。蜀江之水，不但爽烈，且为大金之元精，正好淬火之用。便派人到成都取蜀江之水。在淬火时，蒲元发现所用之水并非纯蜀江之水，而是掺杂了涪江之水。取水者一口咬定水是纯蜀江水，一点不杂。

蒲元把刀插入水中，凭经验断定出里面杂有八升涪江水。取水者以为神了，只好坦白说，水的确不纯。因为他在过涪江时，不小心把水洒了八升，便用涪江水补上了。在按照蒲元的要求重新淬火后，所锻之刀锋利无比。为了试验刀的锋利程度，诸葛亮命人在竹筒内装满铁珠，举刀断之，应手悉落。这个故事虽有夸大成分，但它反映了蜀汉在制造军器方面一丝不苟的严格态度，反映出蜀汉制造军器的高超水平。这与诸葛亮的严格要求是分不开的。

诸葛亮对部队的武器装备非常重视，他给作部的许多教令，都对武器装备的制造提出具体要求

诸葛亮的《作刚铠教》说:“敕作部皆作五折钢铠。十折矛以给之。”说，兵器门用炼和反复锻造5次的钢铁制作铠甲，用冶炼和反复锻造10次的钢铁制作矛。

在诸葛亮严格的要求下，蜀国制造的铠甲防御性能之好，在以后几百年的历史中都有很大影响。

据有关书籍记载，诸葛亮还制造一种叫竹枪的武器，长一丈二，也有的说，枪是“木杆金头，始于黄帝，扩于诸葛孔明”。

为了阻止曹魏骑兵的冲击，诸葛亮还使用了一种名叫铁蒺黎的武器。铁蒺藜又称扎马钉;是我国古代打仗时设置障碍以御敌而用。它用金属铸成(通常是铁或铜)，形状似蒺藜，向四个方向分别伸出4个利刺，布防时，可随意抛到地上。不论怎样抛，铁疾藜的四根钉刺总是有3根呈三角形支在地上，一根垂直立起。人马一旦踏上，立即被其扎伤。据说，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在五丈原与司马懿相持。后来，诸葛亮逝世，蜀军退兵。司马懿追之，诸葛亮长史杨仪布设许多铁蒺藜以阻之。《晋书·宣帝纪》记载说，蜀军退兵后，司马懿派兵急追之，“关中多蒺藜，帝(指司马懿)使军士2000人著软材平底木屐前行，蒺藜悉著屐，然后马步俱进。”

《晋书》作者是站在以晋为正统的立场美化司马懿的，所以，他只是着力描写司马懿是怎样巧妙地用软底木屐排除蒺藜的。但书中的蒺藜为何物?是自然生长的植物蒺藜，还是人为布置的铁蒺藜?书中似乎有意避而不谈。但仔细推敲起来，就会发现这个蒺藜不是自然生长的植物，因为植物蒺藜不可能阻止马队前进，只有人为设下的铁蒺藜才具有这样的威力。曹魏军派2000名士兵穿着软底木屐排除铁蒺藜，足见蜀军设下的铁蒺藜数量之多。密密麻麻一望无际的铁蒺藜如同今天的地雷阵，使司马懿的骑兵望而兴叹。穿木屐排除铁蒺藜是一件麻烦的事:因为顷刻之间，2000多名士卒脚上的木展底上就会扎满铁蒺藜，士兵们或下蒺藜，或换下木屐，这样反复地摘摘换换，等到把蒺藜排除，蜀军早已撤得无影无踪了。

《晋书》这段记载，不但证实了《稗史类编》记载的可信，还证实了司马懿追击蜀军行动的失败。

时至今日，在汉中地区还出土过不少扎马钉。不过，这种扎马钉不是铁的，而是铜的。虽然埋藏1700多年，但其形状角度至今未变，刺钉仍然犀利扎手。这用实物证明了当时蜀汉铸造工艺的精良，也反映了诸葛亮对武器装备的重视。

关于木牛、流马，在现存《诸葛亮集》内有“作木牛流马法”。其中说，木牛“载一岁粮，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劳”;流马有“方囊二枚”，“每枚受米二斛三斗”，其装载量比原先依靠肩挑背负要多得多。诸葛亮第四次北伐以木牛运粮，第五次北伐以流马运粮，这说明两种运输工具都是在北伐期间为了战争需要才投入使用的。

木牛、流马都是木制运载工具(主要是运送粮食)。由于它们是不吃草的牛，能转动的马，具有牛和马的功能，因而称之为木牛、流马。

木牛是一种木制独轮小车。在汉代以前，我国劳动人民就已经创造出来木制独轮小车，汉代称为鹿车(也叫辗车)。诸葛亮适应山地的运输，把这种鹿车加以改进，称为木牛，成都羊子山二号汉墓出土了“骈车”画像砖，从画像砖右下角推独轮小车的人的形象，可以看到木牛的大体轮廓。木牛大体上可载一人一年的吃粮(毛粮为六百多斤)，这不算少，每天可走二十里，虽然“人不大劳”，但速度不算快，原因除山地运输不方便外，也是由于车轮太小。后来，诸葛亮在木牛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制成了流马。流马是木制四轮小车，行走的速度比木牛加快了，也比较平稳。现在陕西勉县的黄沙镇，是诸葛亮制造木牛、流马的重要地点。

由于蜀国畜力不足，山地运输又不方便，诸葛亮运用巧思，在能工巧匠蒲元等人的协助下，改进制造了人力运输工具木牛、流马，只用人力推拉，不用铡草喂牲口，对蜀国解决向前线运输军粮的困难，起了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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