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总计划》，“生存空间”和驱逐波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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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纳粹对波兰民族的罪行和波兰境内的犹太人大屠杀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几个月里，德国报纸和领导人开展了一场国内和国际宣传活动，指责波兰当局组织或容忍针对波蘭德裔的暴力种族清洗行为。[23]英国大使霍华德·肯纳德（英语：Howard William Kennard）爵士于1939年8月向哈利法克斯子爵发表了四份声明，内容涉及希特勒关于德裔群体在波兰遭遇的说法。肯纳德爵士在声明中得出结论，希特勒和纳粹的所有主张都是夸张或虚假的主张。[24]
波兰西部的种族清洗（英语：Expulsion of Poles by Nazi Germany (1939–1944)）：1939年，波兰人被德国军队押送至火车。
从一开始，纳粹德国对波兰的入侵就是为了实现阿道夫·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描述的德意志帝国未来计划。在希特勒的计划中，波兰将成为中欧和东欧德裔的“生存空间”。[10]占领行动的目标是通过驱逐和消灭非德国民众，或让他们沦为奴工，从而将曾经的波兰领土变成德意志裔的“生存空间”。[25][26][27]在战争期间，纳粹领导下的德国政府的目标是彻底摧毁波兰民族和国家。[28]波兰人以及许多其他斯拉夫民族的命运被描绘在德国的大屠杀计划[29][30]《东方总计划》，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安置总计划》（Generalsiedlungsplan）中。[31]在30余年的时间中，将会有约1250万德国人被重新安置到斯拉夫地区，包括波兰；一些版本规划了在一个世纪中移居至少1亿德国人。[31]这些土地上的斯拉夫居民将被种族灭绝政策消灭；[29][30]剩余的幸存者将进一步向东迁移，进入亚欧大陆乌拉尔山脉以东难以居住的地方，譬如西伯利亚。[31]在计划的实现中，中欧和东欧将不会留下斯拉夫人或犹太人。[31]《东方总计划》基本上是种族清洗的整体方案，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小计划》（Kleine Planung），其中包括战争期间将要采取的行动；第二部分为《大计划》（Grosse Planung），其中包括战争胜利后将采取的行动。[32][33][34]该计划构想了将各个被征服的民族按不同的比例实施德国化、驱逐到俄罗斯腹地深处、或是采取更为残酷的对待（包括有目的的饥饿和谋杀）；一切措施的净效应将确保被征服的地区不可逆转地德国化。[34][35]在较长的时期内，波兰应只保留约300-400万适合德国化的波兰人。[36]
1939年9月，德国占领的比得哥什的几名波兰平民在一次街头围捕（英语：Roundup (history)）中被随机逮捕，随即被公开处决（英语：War crimes in occupied Poland during World War II）
德国军队控制波兰之后便几乎立刻开始实施这些计划。早在1939年10月，许多波兰人就被驱逐（英语：Expulsion of Poles by Nazi Germany）出德国吞并的土地，为德国殖民者腾出空间。[10][37]只有约170万被选中用于德国化的波兰人获准留下，其中包括数千名（英语：Kidnapping of Eastern European children by Nazi Germany）被从父母身边带走的孩子。[38]抵抗的波兰人将被送往集中营，因为“德国血统不得为外族的利益所用”。[39]到1940年底，至少32.5万名来自德占领土的波兰人被强行安置在总督府，且被迫放弃了他们的大部分财产。[10]年幼者和老年人中有许多人死亡：他们丧生在迁移途中，或是死在博图里采（英语：Potulice）、斯木卡尔（英语：Smukal）和托伦等城镇的临时中转营里。[10]驱逐行动于1941年继续，4.5万名波兰人被迫向东迁移。然而，随着德国入侵苏联，因为越来越多的火车被转用于军事后勤，驱逐行动因缺乏列车而放缓。[10]尽管如此，1942年末至1943年期间波兰总督府中仍发生了大规模的驱逐行动，影响了扎莫希奇-卢布林地区的至少11万名波兰人。[10]成千上万的被驱逐者无处可去，只能被监禁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和马伊达内克集中营。[10]截至1942年，原波兰地区新增的德国人人数已达到200万。[40]
纳粹计划还要求消灭波兰境内的330万犹太人。对于占人口多数的非犹太人，纳粹采取了长期的灭绝计划：首先是大规模谋杀其政治、宗教和知识分子精英阶层，使得有组织的自上而下的抵抗运动更加难以形成。此外，占领地区的民众将沦为非熟练劳力，为德国控制的工业和农业工作。[10][41]尽管种族理论错误地认为大多数波兰领导人实际上属于“日耳曼血统”[42]，但纳粹仍针对性地消灭了波兰的精英阶层，其部分原因是纳粹认为日耳曼血统不得用于为外国服务。[41]
德意志人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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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德意志人名錄
“仅限德国人（英语：Nur für Deutsche）”的标牌挂在在克拉科夫8号线电车上
德意志人名錄将可合作的波兰公民分为四组具有日耳曼民族传统的群体。[43]第一组包括所谓的德意志族人，他们积极参与了波兰德国化的斗争。第二组包括那些没有积极参与但是“保留”其日耳曼特色的德裔。第三组包括所谓的留存有日耳曼血统的个人，他们已遭到“波兰化”，但纳粹相信德国可以赢回这些人。该组还包括与日耳曼民族结婚的非日耳曼血统的人，或是与具有可取的政治态度和种族特征的非波兰人群体成员成婚的人。第四组由存有日耳曼血统的人士组成，但他们已在政治上与波兰人融合。
在名錄登记后，第一组和第二组的人自动成为德国公民。第三组的人获得德国公民身份，但仍有可能被撤销。第四组的人通过入籍程序获得德国国籍。对德国化的抵抗构成叛国罪，因为“德国血统不得为外族利益所用”；这些人将被送往集中营。[43]没有资格列入名单的人被归类为无国籍人。来自被占领土的所有波兰人——即波兰总督府的波兰人，以及德国直属领土上的波兰人——被归类为不受保护的人。[43]
鼓励种族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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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1931年的波兰人口普查（英语：1931 Polish census），在战前波兰的3500万人口中，66％的人将波兰语作为他们的母语，其中大多是罗马天主教徒。剩下的15％是乌克兰人、8.5％是犹太人、4.7％是白俄罗斯人、2.2％是德裔。[10][44]德国人打算利用波兰第二共和国种族多元的特点，制订了旨在将波兰领土上多样的种族“分而治之”的政策，防止形成统一的抵抗。[10]纳粹分裂波兰民族的一项尝试是创造了一个名为“格拉尔裔（英语：Goralenvolk）”的新种族。[10]一些少数民族（如卡舒比人）被强行登记入德意志人名錄，作为弥补国防军损失的措施。与波兰人不同，德意志人民名单的成员属于征兵对象。[10][45]
波兰教师在处决前由德裔自卫队的成员看守
在1940年5月25日的一份绝密备忘录《东方异族人的处置》中，党卫队领导人海因里希·希姆勒写道：“我们需要将东方的不同种族群体分裂成尽可能多的部分和小群体"。[46]
强制劳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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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统治下的强迫劳动
德国人在入侵波兰之后不久就开始强行征召劳工。早在当年10月，德国就招募犹太人来修复战争损害，12岁或以上的妇女和儿童也需要工作；轮班可能需要半天，而且几乎没有任何补偿。[47]劳工、犹太人、波兰人等受雇于党卫队拥有的企业（如德国军备厂，德意志设备厂，DAW等），以及梅塞施密特、容克斯、西门子和法本公司等私人企业。[47][48]
强迫劳动者受到严厉的歧视待遇。纳粹当局1940年3月8日发布的《波兰法令（英语：Polish decrees）》被用作德国使用外国劳工的法律依据。[49]这些法令要求波兰人佩戴紫色的字母P作为识别，必须遵守宵禁，且不得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许多德国“文化生活”中心和“娱乐场所”（包括教堂和餐馆）。[10][49]德国人和波兰人之间的性关系被视作严格禁止的种族污秽（英语：Rassenschande）行为，可判死刑。[10][49]为了使波兰人与德国人口隔离，波兰人通常被安置在铁丝网包围的隔离营房中。[10]
波兰劳工徽章
以德语和波兰语书写的劳动义务法令告示
德语和波兰语书写的告示，宣布波兰人在收获期间拒绝工作将获死刑
德国战争经济中的劳动力短缺愈发严峻，1943年德国人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失利之后情况尤为恶化。劳力短缺导致越来越多的囚犯被用作德国工业的强制劳工。[50]在德国入侵和占领波兰领土之后，至少有150万波兰公民（包括青少年）成为德国的劳工，很少有自愿参加的。[10]历史学家扬·格罗斯（Jan Gross）估计，自愿前往德国工作的波兰工人“不超过15％”。[51]共有230万波兰公民作为劳工被被强制遣送至德国，其中包括30万名战俘。[52]与德国同行相比，波兰劳工往往需要工作更长时间，获得的工资更低。[10]
集中营和灭绝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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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波兰境内的德国集中营（英语：German camps in occupied Poland during World War II）
波兰方济各会牧师圣国柏神父，在奥斯威辛集中营自愿代替另一名囚犯赴死。
德国在领土上建立了一个纳粹集中营网络，其中许多都在波兰德占区，包括最庞大和最恶名昭彰的奥斯威辛集中营。[53]这些营地的正式设计为劳改营，许多营地展示有“勞動帶來自由”的标语。[48][53]只有高级官员才知道，部分营地——即所谓的“灭绝营”或“死亡营”——的一大目的是大规模杀害不受欢迎的少数族群；[53][54][55]囚犯的官方用途是合成橡胶生产等企业的劳工，譬如IG法本工厂的工人来自奥斯威辛III号营或莫诺维茨集中营（英语：Monowice）。[47]来自集中营的劳动者会被强制劳动至死，即所谓的劳动灭绝。[47][56]
奥斯威辛集中营于1940年6月14日接受了第一批728名波兰人，他们由塔尔努夫一座人满为患的监狱转来。在一年之内，波兰囚犯人数达到数千人。集中营囚犯开始遭到消灭，其中包括1941年9月的第一次毒气实验。[10]根据波兰历史学家弗兰西什克·皮佩尔（英语：Franciszek Piper）的说法，约有14万-15万名波兰人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关押过，其中约一半人因处决、医学实验、或因饥饿和疾病而在那里丧生[10]大约10万名波兰人被关押在马伊达内克集中营，死亡率和奥斯维辛相似。大约3万名波兰人在毛特豪森死亡、2万人死在萨克森豪森、2万人在大罗森集中营遇难、在诺因加默集中营和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各有1.7万名波兰人死亡，1万人在达豪集中营遇害，另有数万人在其他营地和监狱中丧生。[10]
犹太人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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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的告示，宣布对在隔都外被捕的犹太人判处死刑，帮助犹太人的波兰人同样会被处决
更多信息：德占波兰境内的犹太人隔都和波兰境内的犹太人大屠杀
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之后，约350万波兰犹太人中的大多数被纳粹德国纳入了新建立的犹太人隔都。隔都制度难以为继：截至1941年底，犹太人已经没有任何储蓄可以付给党卫队换取食物，也没有机会赚取自己的储蓄。[57]1942年1月20日在柏林附近举行的万湖会议，纳粹当局为犹太人的彻底种族灭绝制定了新的计划，称为“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58]灭绝计划的代号为莱茵哈德行动。[59]三座秘密灭绝营专门为行动而设立：特雷布林卡灭绝营、贝乌热茨灭绝营和索比布尔集中营。[60]除莱因哈德营外，1942年3月马伊达内克集中营添加了使用齊克隆B的毒气室；[60]奥斯威辛和海乌姆诺等也增加了毒气室等大规模处决的设施。[55]
文化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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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德国致力于摧毁波兰文化。为此，许多文化和教育机构被关闭或摧毁：从学校和高等院校，到纪念馆和图书馆，乃至实验室和博物馆。许多来自这些机构员工被逮捕处决，成为迫害波兰知识精英行动扩大化的受害者。正如希姆莱在1940年5月的备忘录中所述，波兰儿童的学校教育被限制为几年的基础教育：“这种教育的唯一目标是教他们简单的算术，不超过500；写一个人的名字；教育的教义是服从德国人是神圣的律法……我不认为需要阅读。”[10]
消灭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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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波兰黑皮书（英语：The Black Book of Poland）》的照片，于1942年由波兰流亡政府在伦敦出版。
纳粹在战争开始前准备的放逐名单（《特别检察手册——波兰（英语：Sonderfahndungsbuch Polen）》）确定了超过61,000名被认为对德国不友好的波兰精英和知识分子领导人。[61]1939年德国入侵期间，党卫队和警察（别动队）有专职部队负责逮捕或彻底杀害反抗德国人的抵抗者。[10][62]他们得到了一些德国正规军部队的帮助，此外由波兰德裔（德意志裔人）组成的“自卫”部队也协助了行动。[10]纳粹政权谋杀或镇压波兰精英的政策被称为“坦能堡行动”。[63]行动目标不仅包括积极的抵抗者，还包括那些社会地位有能力组织抵抗的人。[10]成千上万的人因受到教育（知识分子阶层，包括神职人员、政府官员、医生、教师和记者等）或富裕（地主、企业主等）而被认定“有罪”，有些被当场处决，有些被集中大规模处决，还有些被监禁或是送往集中营。[10]一些大规模处决是针对波兰抵抗行动的报复行动。德国官员坚持集体有罪原则，并要求整个社区对身份不明的肇事者的行为负责。[10]
特殊平定行动（又称“AB行动”）是最臭名昭著的知识分子屠杀行动之一。德国人在行动期间杀害了超过7,000名知识分子，包括许多大学教授、教师和牧师。[64][65]1940年春季至夏季期间，德占波兰的纳粹当局逮捕了3万多名波兰人。[10][64]纳粹在华沙城外，在帕尔米里附近的坎皮诺斯（英语：Kampinos）森林，以及城内的帕夫亚科（英语：Pawiak）监狱处决了数千人。[10][65]其余大部分被送往德国各集中营。[64]
1939年9月9日，纳粹当局在比得哥什旧市场广场公开处决波兰神父和平民。
纳粹还迫害波兰的天主教会（英语：Nazi persecution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Poland）和其他较小的宗教团体。
在直接并入德国的波兰地区，纳粹对波兰教会的政策最为严苛。纳粹在直接管辖的领土上系统地解散教会——逮捕教会领导人，驱逐神职人员，关闭教堂和修道院。许多神职人员和修女被杀害，或被送往集中营与劳改营。[10][66]早在1939年，瓦尔特兰大区就有80％的天主教神职人员被驱逐到集中营。[67]波兰主教长奥古斯特·霍隆德（英语：August Hlond）枢机主教向梵蒂冈提交了一份关于波兰教会遭受迫害的正式记述。[68]在为教宗庇護十二世提供的最终观察中，霍隆德写道：“希特勒主义意在系统地、彻底地摧毁……被并入帝国的波兰领土上的天主教会……”[67][68]波兰较小规模的福音派教会同样不幸蒙难。切申西里西亚的所有新教神职人员被捕，并被放逐到毛特豪森、布痕瓦尔德、达豪和奥拉宁堡的集中营。[67]在清洗行动中丧生的新教神职人员包括慈善活动家卡罗尔·库里什（英语：Karol Kulisz）、神学教授埃德蒙·布尔舍（波兰语：Edmund Bursche），以及波兰奥格斯堡忏悔福音派教会（英语：Evangelical Church of the Augsburg Confession in Poland）主教尤利乌什·布尔舍（英语：Juliusz Bursche）。[67]
罗兹的儿童集中营主营（利茨曼施塔特儿童集中营（英语：Kinder KZ））中的男孩们接受点名。该集中营有一座用于关押波兰女孩的分营，位于捷尔若孜那（英语：Dzierżązna, Łódź Voivodeship），最年幼的仅有八岁。
德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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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波兰的德国化 (1939-1945)（英语：Germanisation in Poland (1939–1945)）、纳粹德国吞并的波兰领土和纳粹德国驱逐波兰人 (1939-1944)（英语：Expulsion of Poles by Nazi Germany (1939–1944)）
参见：德国化、纳粹德国绑架波兰儿童（英语：Kidnapping of Polish children by Nazi Germany）和儿童集中营（英语：Kinder KZ）
纳粹希望在德国吞并的波兰领土上实现完全的“德国化”，尤其是在占领区最西端的瓦尔特兰帝国大区地区。纳粹希望实现文化、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完全同化。[10]占领区的小学禁止教授波兰语；从街道到城市的地标被大规模重新命名（如罗兹就被改为“利茨曼施塔特”Litzmannstadt）。[10]波兰的各种企业乃至小商店都被德国接管，先前的所有者很少得到补偿。[10]公共场所张贴标志禁止非德国人进入：“波兰人、犹太人和狗不得入内”。另一种告示是“仅限德国人（英语：Nur für Deutsche）”，常见于公共设施以及电车、公园、咖啡馆、电影院、剧院等地。[10][69][70]
纳粹一直关注拥有北欧种族特征的波兰儿童。[71]估计共有5万名儿童被纳入特别的德国化方案，其中大部分来自占领区的孤儿院和寄养家庭，但有些儿童是强制从父母身边带走的。[10][43]德国化政策的受害者还包括作为强迫劳动者驱逐到德国，后来生育孩子波兰妇女：她们的婴儿经常被当局带走。[10][72]如果孩子通过了种族、身体和心理测试，他们就会被送到德国实施“德国化”。[73]
至少有4,454名儿童获得了新的德国名字，[74]禁止使用波兰语，[75]并在纳粹机构接受再教育。[10]很少有人与原来的家人团聚。[10]那些被认为不适合德国化的“不够雅利安”的儿童被送往孤儿院，甚至被送到奥斯威辛等集中营。许多儿童在集中营死亡，经常是被心脏内注射苯酚处决。[10]对于波兰的强制劳工，在某些情况下，如果对父母的检查表明孩子可能不具有“种族价值”，则母亲将被迫堕胎。[10][72]未通过集中检查的婴儿将被送往州孤儿院（外国儿童托儿所（英语：Ausländerkinder-Pflegestätte）），其中许多婴儿因缺乏食物而死亡。[76]
抵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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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最早的游击队，由亨里克·多布赞斯基（英语：Henryk Dobrzański）（“胡巴尔”）指挥。照片摄于1939年冬
主条目：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波兰抵抗运动（英语：Polish resistance movement in World War II）
尽管波兰军队于1939年9月被击败，但波兰政府本身从未投降，而是撤离到西方组建波兰流亡政府。[10]流亡政府在占领区由波兰政府代表团代表，受波兰政府代表（英语：List of Government Delegates for Poland）领导。[77]地下国民事部门的主要作用是保持整个波兰国家及其各级机构的延续性，如警察、法院（英语：Directorate of Civil Resistance）和学校（英语：Education in Poland during World War II）等。[78]到战争的最后几年，地下国的民事机构包括地下议会、行政、司法（法院（英语：Special Courts）和警察（英语：Panstwowy Korpus Bezpieczenstwa））、中学和高等教育（英语：Education in Poland during World War II），并支持各种文化活动，如出版报纸和书籍、地下剧院、讲座、展览、音乐会和保护各种艺术品。[77][79]地下国还提供社会服务，包括援助贫困的犹太人口（由援助犹太人委员会实施，即“热戈塔”）。[77]通过全民抵抗指挥部（英语：Directorate of Civil Resistance）（1941-1943），民事部门也参与了小规模的抵抗行为，例如小规模的破坏行为（英语：Minor sabotage）。1943年，全民抵抗指挥部与秘密抵抗局（英语：Directorate of Covert Resistance）合并，形成了地下抵抗局（英语：Directorate of Underground Resistance），从属波兰救国军。[79]
1944年华沙起义期间波兰人俘获的德国豹式坦克。图中为佐什卡营（英语：Batalion Zośka）装甲排的波兰战士，由瓦茨瓦夫·米祖塔（英语：Wacław Micuta）指挥
作为对占领的回应，波兰人组织了欧洲最大的地下运动之一。[10][80]对纳粹德国占领的抵抗在德国入侵后几乎立即开始。波兰救国军忠于波兰流亡政府和波兰地下国军事部门，于1942年从一些较小的团体组成。[81]此外还有一支波兰人民军，由苏联支持并受波兰工人党控制，但数量远远少于救国军。[10][82]救国军于1942年2月成立时约有10万名成员，[83]1943年初达到约20万人的规模。[83]1944年夏天，风暴行动开始，救国军规模达到巅峰。[83]对1944年上半年和当年夏季的救国军成员数的估计各有不同，较常见的估计认为救国军当时约有40万人。[83]随着苏联军队逐渐推进，救国军于1944年8月1日在华沙发动起义抵抗德国军队。起义几乎没有得到附近苏联军队的援助，最终宣告失败，大大削弱了救国军的力量和地位。[10]约有20万波兰人在起义中丧生，其中大多数是平民。[84]
对波兰人口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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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人口在许多方面受到德国占领的影响。大量人员被驱逐出德国用于殖民统治的土地，并被迫在总督府地区重新定居。数十万波兰人被驱逐到德国从事工农业的强迫劳动，造成成千上万人死亡。波兰人也被征召用于波兰境内的劳动，关押在全国各地的劳教营中，死亡率很高。食品、供暖燃料和医疗用品普遍短缺，导致了波兰人口的高死亡率。最后，由于波兰抵抗运动袭击德军等原因，成千上万的波兰人在德国的报复行动中遇害。总体而言，约有300万波兰人因德国占领而死亡，超过战前人口的10％。如果再加上因德国反犹政策遇害的300万波兰犹太人，波兰在占领期间总共失去了大约22％的人口，这一比率是二战时期所有欧洲国家中最高的。[85][86]
1940年，华沙隔都的圣十字大街正被封锁。照片拍摄于隔都“雅利安一侧”的馬薩科斯卡大街
波兰有大量的犹太人口。根据戴维斯的说法，在波兰遇害和获救的犹太人均高过其他任何国家。在波兰获救的犹太人人数通常估计为10万到15万之间。[87]共计6,992名波兰人获得了国际义人称号，这一人数为各国中最多的。[88]当救国军情报机构发现运出隔都的犹太人的真正命运时，波兰的援助犹太人委员会（热戈塔）于1942年底成立，得到了教会团体的合作。热戈塔委员会拯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其重点是保护儿童，因为委员会的力量几乎无法直接阻截严密保护的运输车。德国人实施了几项不同的法律分开隔都的波兰人和犹太人，波兰人生活在“雅利安一侧”，而犹太人居住在“犹太人一侧”。许多波兰人冒着生命危险为犹太人伪造“雅利安文件”，让犹太人在纸面上成为非犹太波兰人，从而可以生活在雅利安一方，避免遭受纳粹迫害。[89]德国人实施的另一项法律是禁止波兰人从犹太商店购买商品，违者处决。[90]犹太儿童被分散在波兰的安全屋和教堂网络中，[87]经常被安置在修道院和教堂的孤儿院里。[91]
在战争期间，约有300万波兰公民丧生，其中超过200万是波兰人，其余大部分是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绝大多数遇害者是平民，大多数是被纳粹德国和苏联的行动杀害的。[92][93]
除了被押往纳粹集中营之外，大多数波兰人死于炮击和轰炸、大规模处决、强迫饥饿、复仇杀戮、健康状况不良和奴役劳动。包括奥斯威辛二号营（比克瑙）在内，波兰境内有六座主要灭绝营，主要用于消灭犹太人。此外，施图特霍夫集中营被用于大规模灭绝波兰人。纳粹在波兰境内建立了一些波兰劳工（Polenlager）的平民劳改营（Gemeinschaftslager）。许多波兰人在德国集中营中丧生。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第一批非德国囚犯是波兰人；直到1942年纳粹开始系统性杀戮犹太人时，奥斯维辛的囚犯中大多为波兰人。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首次毒气处决涉及300名波兰人和700名苏联战俘（英语：Soviet prisoners of war）。许多波兰人和其他中欧-东欧人士也被派往德国境内的集中营：超过3.5万人被送往达豪集中营、3.3万人到达拉文斯布吕克女性集中营、3万人被运往毛特豪森－古森集中營、2万人被运抵萨克森豪森集中营。[94]
波兰总督府设立时有1,200万人口，领土面积为9.4万平方公里。后来约有86万名波兰人和犹太人被驱逐出德国吞并的波兰领土，并在总督府领地上“重新安置”，导致总督府人口大幅增加。然而人口增加被一系列因素抵消：德国组织一系列行动（如坦能堡行动）消灭波兰知识分子和其他潜在的抵抗力量；自1941年起，疾病和饥饿也开始减少人口；波兰人被大量驱逐到德国从事强迫劳动，最终大约有一百万人被驱逐出境，其中许多死在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