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祖朱棣取得政权后，依旧勤勉政事，但特派解缙、胡广、杨荣等入午门值文渊阁，参预机务，称为内阁。但内阁大学士权重而职轻（五品），原来丞相有决策权、议政权和行政权，但内阁仅有议政权，行政权分给六部，决策权仍旧把持在皇帝手上，内阁此时仍然只是皇帝的私人秘书，不是权力机构。由于朱棣通过“靖难”武力上台，多依赖身边内臣，所以对太监的使用很是大胆，《明史》说：“盖明世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

朱棣画像

朱棣之后的明仁宗朱高炽继位，但十个月后暴病而亡。明宣宗朱瞻基继位大统后，叔叔朱高煦造反，宣宗依靠内臣太监挫败了朱高煦“清君侧”的谋反。由此之后，太监治国开始泛滥。

《明史》载“太祖制，内臣不许读书识字。后宣宗设内书堂，选小内侍，令大学士陈山教习之，遂为定制。用是多通文墨，晓古今，逞其智巧，逢君作奸。数传之后，势成积重，始于王振，卒于魏忠贤。”从此开始，凡皇帝口述命令，例由秉笔太监用朱笔记录，再交内阁撰拟诏谕并由六部校对颁发。明武宗时宦官刘瑾专权以后，司礼监遂专掌机密，批阅章奏，实权在内阁首辅之上。

日本学者寺尾善雄认为明代乃“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太监帝国”，这并不是一个意外。

太监“批红”就其权力性质而言，属于最高决策权，是君权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司礼太监代皇帝“批红”，是在代行君权，而不是篡谋君权。太监并不是代表自己在行使权力，他代表的只可能是皇帝本人。

明朝建国初期，太祖和成祖还能勉力亲为朝政，后来的继承者几乎没有能力独立运作如此之庞大的权力。所以，无论设立私人秘书性质的内阁，还是设立批答奏章、传宣谕旨的司礼监宦官衙门，都是为了辅助皇帝行使这独裁之大权，而不是分享皇帝独裁之权。

过往的历史研究常把太监与皇帝分割来看，比如明朝中叶之后，太监王振、曹吉祥、汪直、刘瑾等人专权腐化，可殊不知，太监专权在皇帝看来，等同于皇帝自己专权。

《明史·阉党传》评曰：“明代阉宦之祸酷矣，其去汉、唐何远哉!”其实根本没有阉宦之祸，有的只是皇权之祸。阉宦之祸酷吗？不过是皇权之祸酷已！

太监不过是内廷中的奴才，是皇帝家里的奴才，他们“无后”、位卑身贱、见识不高的身份，反而成了取信于上的优点。太监净身入宫，皇宫就是他的家，皇帝就是他的家长，净身前的那个家与他早已没了关系。所以，太监对皇帝的忠诚与亲近度，自然远超过国家科举选拔的内阁大学士。那么，司礼监掌印、秉笔太监的权重超过内阁首辅，就一点不奇怪了。

太监无权，太监之权就是皇权。这才是所谓阉宦之祸问题的实质，而明朝所谓阉宦之祸并非源于成祖和宣宗，追根溯源，太祖朱元璋收回相权的那一刻，就决定了他身边的内臣阉人将成为皇权上的畸形寄生。

太监之权源出皇帝，亦收于皇帝。从王振以下的曹吉祥、汪直、刘瑾到魏忠贤等人，无一不是皇帝一纸诏书，就令尔等或自缢或凌迟或乖乖到南京留守处养老。这说明，大明朝的皇权从未失控，太监根本就是家中豢养的家奴院工，这其实与后汉、唐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

清入关定鼎之后，在中枢结构的设计上，沿袭了明朝的内阁制。清朝皇帝也是一样不设丞相，也一样把传统的相权收归自己手中。但是，为什么他们不需要太监辅政？

因为辅助行使权力者，从太监变成了宗室。这就是清朝最大的政治特征：部族政权。钱穆先生看来，“所谓部族政权者，便是把政权掌握在某一个部族的手里。”而且“清代政治，和中国传统政治不同，因它背后有一批特别拥护皇帝的，这便是皇帝的同部族，就是满洲人。照理皇帝是一国元首，他该获到全国民众之拥护，不该在全国民众里另有一批专门拥护此政权的。这样的政权，便是私政权”。

恭亲王奕䜣

在中枢，爱新觉罗的宗室是足以影响清朝政治走向的重要力量。从顺治入关开始，依靠亲王统兵完成统一，到1911年也是因为皇室内阁而直接导致辛亥之变。正如梁启超所言，“本朝以东北一部落，崛起龙飞，入主中夏，以数十万之客族，而驭数万万之主民，其不能无彼我之见，势使然也。自滇闽粤三藩，以降将开府，成尾大不掉之形，竭全力以克之，而后威权始统于一，故二百年来，惟满员有权臣，而汉员无权臣。”

有了满洲人自己这样一个小圈子执政集团，自然就不再需要太监成为居间代行部分权力的“经理人”了。

慈禧掌政时期，先是重用恭亲王奕䜣，之后是自己的妹夫醇亲王奕譞，末期又重用庆亲王奕劻。安德海冒充钦差被丁宝桢诛杀，背后的支持者就是恭亲王奕䜣。

明清两朝皆是皇权由专制走向更集中的独裁，这种权力的走势是一致的，但独裁者选择的代理人各有不同，明朝重用太监而有阉宦之祸，清朝重用宗室而有部族之患。

【作者系历史学者，自由撰稿人】

责任编辑/王晓峰返回搜狐，查看更多